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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全国网贷清理整顿工作开展以来，北京市整治力度一直属于各地中较为严格的。根据记者了解，在自查阶段，北京地区的网贷平台需要聘请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，按照108条问题清单内容，进行自纠自查，并形成自查报告。而由于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的数量和互联网金融业务的专业性、复杂性，北京市金融局此前公开招标聘请10家律师事务所及10家会计师事务所。这些律所、会所将协助北京金融局参与现场验收工作。

《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报告（2018年）》内容显示，随着“资管新规”“理财新规”和《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》等监管文件连续出台，2018年被称为资管元年。银行理财业务总体平稳运行，截至2018年底，全国共有 403 家银行业金融机构有存续的非保本理财产品共4.8万只，存续余额22.04万亿元，与2017年底基本持平。2017年以来，非保本理财产品余额延续了季度内“前高后低”的变化趋势。

当操作系统和应用层面的成功模式缺席或前途缥缈时，通过手机屏幕来获得和控制用户，就成为最为流行、也最唾手可得的故事。只不过这种逻辑，可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：选择用哪种手机，是用户的权利，而一旦他/她决定用一种新的手机去替代原有的手机，他/她背后的那家手机公司将再也无法对其施加影响，即便苹果也不例外。同样，你也无法真正要求用户安装或不安装某个应用。

“我们始终有一个梦想，要做一家受人尊敬的伟大企业。那时我们一直在全球企业中找标杆。因为我们做电子管、半导体，当时觉得最能培育大企业的产业里，显示算一块。我们最终选择了液晶显示领域。”近日，在接受澎湃新闻（www.thepaper.cn）记者专访时，京东方创始人、董事长王东升这么解释当时的发展选择。

王东升：当时一个大的背景是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，创新创业的发展势头起来了。北京电子管厂是一家做电子器件的企业，做电子管、半导体的。从50年代开始就接了国家很多的“计划”项目，应该说它是中国电子器件工业的摇篮。那个时代是计划体制，大部分企业是大而全，比如那时做器件、材料都是自己做，做半导体也一样。但每一块都要做，每一块都不精，规模量不够，效益不高。到了计划经济往市场经济转型时，企业在技术、产品、体制上已经落后了。

以前企业是统销统产，价格都是国家制定，走向市场后，企业没办法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。当时很多人都走了，我几次要离开都被挽留下来。尽管我是财务出身，但我学了很多工科的知识，最早做成本工程师，需要做预售模型、成本结构优化等，跟工程结合很紧密。而且我自己喜欢系统工程，也是工科院校出身，到公司后还钻研过计算机编程，得过电子部科技进步奖。